傅斯年对中共如何控制底层农民的心灵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。傅斯年曾经亲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，差点成为被杀戮的对象。一九三零年下半年，傅斯年对他的中共朋友说：“你们共产党人要杀我很容易，要我瞧得起你，则万万做不到。”
他还断言“阶级斗争”只是中共用来掩盖它对权力无止境的贪欲的托词，这种对权力对贪欲利用了多种人类的仇恨：中国人仇恨外国人；无钱的恨有钱的；老百姓恨官吏；一种职业中的不行者恨同职业的行者；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；乡下人恨城里人；青年人恨老年人。。。中共利用人们潜意识中的仇恨与嫉妒，将他们的仇恨报复正当化，“阶级斗争”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出路。

辛亥革命之后大致还算安定的中国农村，一步步地被中共的仇恨哲学改变。从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杀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，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饥荒，其线索有迹可循。